在史前社会中，蛇的形象已多次出现在器物上，对先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有可能已成为他们的祭祀灵物或部族图腾,图腾一般被认为是吉祥物或者氏族的标志。

我们对蛇这种生物最初的印象，可以追溯到图腾崇拜的上古时期。图腾，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出现源于先民对无法认识又无法抗拒的各种神秘自然力量产生的畏惧。茹毛饮血的先民与禽兽杂居，他们可以群猎野兽，但仍会无意被蛇这种细小的生物轻易夺取生命。他们认为蛇蕴含着神秘的力量，可以操纵生死，这便是万物有灵的观念。

为求得自身的安全和部族的繁衍，一些先民便把蛇当作部落氏族的徽标，并将其视为祖先和保护神，也就是原始图腾中的动物崇拜。蛇的形象也因此频繁出现在器物之上。

在独立的蛇形青铜器之外，蛇还向着装饰性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成为先秦器物上的经典纹样——蟠虺纹，指的是像许多小蛇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图案,多作为器物上的主体纹饰,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上古时期，图腾的形成和演变十分复杂，不同的氏族部落会吞并、融合，图腾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般认为，崇拜不同动物的强大部族融合、通婚后，其对应的图腾会“杂交”出新的更强大的动物神灵，以作为他们的崇拜对象。

图腾融合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的龙图腾。关于龙的形象的来源，一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以蛇为主体，综合了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鱼的鳞，从而形成了这种仅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奇幻动物。

在龙崇拜产生的初期，龙与蛇的崇拜常常混为一谈，在古人眼中，很多时候龙和蛇是可以划等号的。《左传》中记载“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周易》中有“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说法。这种将“龙”和“蛇”并举的说法，也表明当时人们对二者的概念并未完全区分。直到春秋时期，龙与蛇的文化意义才逐渐分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时期很多“龙蛇”造型或纹样的器物，实际都是脱胎于蛇的形象。

相比于龙这种古老的图腾融合的例子，还有一些稍晚才形成的动物崇拜对象，它们的形象同样也深深根植于古人的思想观念中，比如玄武。

玄武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楚辞·远游》中记载：“时暧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属。”另有《楚辞·九怀》：“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玄武在当时被看作水神，其形象为龟。一直到汉代，才逐渐形成龟和蛇组合的形象。

汉代祥瑞灾异说法盛行，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象也作为祥瑞的象征广泛流传。而在唐代以后，玄武适应战事祈福的需要，化身为“真武大帝”，其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面对自然，远古的先民始终抱有敬畏的心态，在渺小的个人和强大的神秘自然之间，通过对动物的崇拜和选择图腾，在二者之间建立齐了桥梁。游曳的小蛇，从危险的生物一跃成为护佑先民的吉祥象征。这种对蛇的远古崇拜，也成为了中华文明中流动的血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延续至今。

传说中的上古天神伏羲、女娲以及《山海经》中的部分神怪，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这些神话传说中主宰人类命运的统治者多数是人首蛇身，这一方面反映出古人对蛇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崇拜，另一方面说明，蛇在古代也是权力的象征。

伏羲和女娲是中国神话记载中最早的两个创世神，既为创世神，他们在古人心目中自然有着至高的地位与权力。关于伏羲，《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皇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关于女娲，《太平御览》卷七八引《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

在伏羲女娲之外，先秦时期还有很多人首蛇身的神人形象，他们有些是在逝者的墓室中出现，负责引导亡者灵魂升天。

既然蛇象征着权力，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制服“蛇”也成为了取得权力的象征。如汉高祖斩白蛇的典故。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

刘邦斩蛇虽为历史典故，不能足信，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白帝之子的白蛇象征着权威和权力，而刘邦斩杀白蛇，意味着权力被移交到了他的手中。此后还有宋代开国皇帝刘裕射蛇的典故，年轻的刘裕进山中采药，射伤蛇王，日后翻身一举成为皇帝。

除了称王，还有官员的爵位和分封蛮夷王也与蛇、与权力有关。自秦汉以来，官员的个人印章上面的印钮有各式各样的造型，蛇形钮便是其中之一。

此印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前之官印，尚有秦官印遗风。

自汉至晋，汉晋政权多次对征服的蛮族首领进行封官加爵，并赐予它们相应的印章，来代表官方对他们的收服和承认。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在滇国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滇王继续享有统领权。今晋宁在汉代属益州郡。按规制，朝廷所赐金印应由滇王世代相传，不会轻易随葬。但是对此印是否为汉武帝亲授仍有争议。

印面阴刻“蛮夷（夷篆作弟）侯印”四字，刀迹显露，笔画劲利。印钮蛇体盘曲，头部居中昂起，静中见动，形象写实传神。此印出土地湖南平江，汉、晋时代属荆州，为蛮族聚居地区。此爵位当系蛮族首领所获封。汉晋朝廷赐给南方蛮族官印，多用驼、蛇钮，印文前并冠以朝号。此印未署“晋”，比较少见。

本幅是一套十三册页图之一。此图描绘雍正帝身着喇嘛装的形象，反映雍正帝尚佛的一面。在藏传佛教中，蛇象征着神秘与智慧，而崇尚佛教的雍正将自己打扮成喇嘛的模样，并与蛇相伴，意在反映他佛法的精神和无上的智慧。

在与皇权相关的权力之外，神话和传说中的“操蛇”神人，也是对蛇所代表的神秘力量的掌控。在《列子·汤问》中亦有记载，愚公移山之时惊动了“操蛇之神”，蛇在此处蕴含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操蛇”则是他们能够控制这种自然之力的证明。

正是因为蛇具有的神秘力量，人们既敬畏，又渴望，这种力量逐渐演变成为了权力，并从天神的权力逐渐下落到人间的权力，最主要的是皇家的权力。古人和蛇的关系，也如同人和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出于未知的恐惧，逐渐变为了逐步认识后想要战胜和征服的欲望。

早期的生肖俑形象较为写实，为陶质，见于北朝时期，形象是单纯的动物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生肖俑的艺术成分逐渐增加，成为以动物和人物相结合的形象，显得生动有趣。

在生肖文化之外，在特定节日的风俗文化中也可以见到蛇的身影，比如端午。“五毒纹”顾名思义即是五种有毒生物组成的装饰图案，是上至宫廷下到民间，每逢端午节必用的应景纹样。在生活条件低下的封建社会，人们还不能完全避开高温的不适与瘟疫的威胁，故民间谚语中常讲“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人们也因此把五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这种思想的流传，成为产生五毒纹的文化土壤。

虽然在一开始，蛇属于“五毒”的“毒虫”之一，但在历史的发展中，五毒纹逐渐成为人们喜爱的压胜纹样之一，用来驱邪祟、守平安。

自清代以后，蛇也逐渐走进了画家的画面中，成为画家描绘的对象。在清代以前，单独对蛇的形象进行表现的载体，往往是青铜器、陶瓷、玉器，绘画作品中的蛇，往往只作为一个元素或背景出现。清代以后，画家拓宽了艺术表现的题材和对象，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到更多画面上的蛇的形象。

跨越千百年，蛇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灵，人们对蛇越来越了解，因而也就对其越来越亲近，当人们发现蛇不再神秘不可捉摸，也并不像以往认知的那么可怕，蛇在世俗生活的舞台上，也就开始登场。蛇也以更加接近生物本身的形象被人们接触和认知。

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总是经历着从敬畏到征服，再到和谐共处的过程。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多元化的形象和内涵，从上古图腾到文学作品，蛇的身影在我们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历代艺术家们以精湛的技艺和无限的创意，将蛇的形象转化为一件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厚重的青铜器，还是温润的玉器，又或是精致的绘画，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对生命、自然和人性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