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线条的变化，还有色彩的游戏。从1903年起，路易·卡地亚就鼓励设计师们大胆尝试各种色彩，而来自远东的影响则极大地丰富了材料的选择范围。从亚洲到欧洲，玉无疑是当时最令人觊觎的宝石之一。中国人比德如玉，尤为珍视。卡地亚从古董商那里购买大多创作于18、19 世纪的玉石古董珠宝用这些玉石点缀升华新的设计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化妆盒装饰玉雕嵌片，而以中国文化象征中的瑞兽或神像为题材的百年古玉雕，也成就了别具一格的钟表设计。珊瑚也有了新的表达，可制成光滑或带棱的珊瑚珠，也可以雕刻成花朵或瑞兽兽首。对常见为红色或黑色的珐琅的运用，带来新的色调，丰富了卡地亚的色彩选择。这一时期，漆的使用更为频繁，通常是器物表面通体上黑漆。卡地亚的档案中还有一些令人颇为意外的作品，例如翠鸟羽毛，这一多见于中国古代贵夫人们青睐的点翠发饰所使用的材质，在上世纪20年代，卡地亚将其迷人的蓝调巧妙地点缀于座钟之上。

卡地亚的珠宝师们不仅仅找到了这些材料新的使用方式，更是乐于尝试不同材料的融合，个中创意同样受到中国装饰艺术的启发。红与黑的色彩组合成为卡地亚的标志性配色之一，同样也是装饰艺术风格的经典配色，这一时期漆艺大师让·杜南（1877-1942）的作品就是例证。强烈的色彩对比本身也突出了造型的几何逸趣。卡地亚采用红黑配色创作的珠宝和器物不胜枚举，特别是以珊瑚和漆为主要材料创作的配饰和文房器。

另一组代表性配色是红绿组合，同为中国文化和卡地亚的标志性色彩。这组的色调更为丰富，珊瑚或红宝石搭配翡翠或祖母绿。我们会立刻联想到芭芭拉·赫顿在1934年委托卡地亚重新设计的翡翠项链，由27颗品质卓越、郁绿柔亮的翡翠珠组成，这些翡翠珠极有可能切割成珠于18世纪，卡地亚创作了红宝石钻石搭扣与之相配。同年，这位美国女继承人委托卡地亚打造一枚同样风格的戒指，成套佩戴。

红绿组合中时常还搭配黑色，点缀以黑色的珐琅、漆或缟玛瑙。缟玛瑙在 20 世纪初重新焕发出高贵的光彩。卡地亚的许多作品都采用了红绿黑的色彩组合，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带有直接呼应亚洲传统的装饰元素的作品中，例如当时的化妆盒上，饰有“素材”储备、玉石嵌片或雕刻有喀迈拉兽首的古物。

此外，将（通常是神话传说中的）亚洲动物融入设计也展现了卡地亚与中国细腻深刻的连结。不同于欧洲大众常见的漫画意味的夸张呈现不同，这些动物的形象符合其所属礼制的传统。因此，卡地亚作品中的龙中并非以欧洲人想象中的可怖怪兽形象出现，而是以中国图像体系中的瑞兽呈现。龙仁慈善良，拥有神力，象征着和平与守保，自20世纪20年代起，龙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化妆盒设计上，神话中说龙遨游于水天之间，化妆盒也有以海作为背景装饰的设计。同时，龙也是帝国的象征，它在天上守护着帝国子民，因此龙经常置于如意祥云之中。

佛犬、凤凰、大象、鲤鱼甚至乌龟……即使许多动物在此之前已经成为卡地亚的设计元素，这一时期卡地亚则根据亚洲图像体系重新演绎。卡地亚动物志中不可或缺的喀迈拉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之一。在远东，喀迈拉是瑞兽，象征着繁盛，从20世纪20年代起，喀迈拉的设计美学受到远东文明的强烈影响。卡地亚采用珊瑚和祖母绿将双头喀迈拉手镯进行重新诠释，这样的尝试到今天已然成为珠宝设计的经典，吸引了众多客人，包括歌剧演员加娜·瓦斯卡和社交名媛黛丝·法罗斯。

不仅是动物，植物的设计也受到了亚洲艺术的影响。莲花、梅花、牡丹、紫藤等花卉丰富了卡地亚的灵感。中国花艺以微缩的方式再现理想的大自然，这也激发了珠宝师们的灵感，他们巧妙地融合宝石的形状和色彩，创造出独具匠心的花瓶、花篮或水果繁盛之感。

在路易·卡地亚个人对中国艺术的热忱为卡地亚带来的影响之外，他离开之后，中国艺术持续为卡地亚的设计师们带来灵感。首先承袭这一传统的是贞·杜桑（1887-1976），她于1933年接替路易·卡地亚成为创意总监，引领设计师们直到1970年光荣退休。据她的访客们回忆，她拥有一个路易十五时期的红漆抽屉柜，并一生都钟爱穿着丝绸睡衣，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除了这则轶事，我们还知道她偏爱珊瑚（她大量使用珊瑚来创作），以及她在二十世纪中叶让喀迈拉重新受到大众的欢迎。时至今日，卡地亚的设计师们持续拥抱这些中国装饰艺术的遗产，从中汲取灵感，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因为中国装饰艺术的影响已经深种于卡地亚的风格语汇之中。

本文节选自《魔法般的好奇心——关于珠宝的内在主题》，作者 皮埃尔·雷诺（Pierre Rainero） 卡地亚形象、风格及传承总监

《满庭芳菲：卡地亚的艺术魔力》，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24年